连续5年的“破五唯”评优考核，为何让一些教师产生了负面评价？

发布时间：2023-11-07 10:11:01 所属栏目：动态来源：

导读：需要留意的是防止 “不择手段追求量化的考核方式” 被转化为“适用于任何事物的硬性标准” ，以及规避那些“改进版‘五唯’ ”和“异形计分方法’” 。

需要留意的是防止 “不择手段追求量化的考核方式” 被转化为“适用于任何事物的硬性标准” ，以及规避那些“改进版‘五唯’ ”和“异形计分方法’” 。

身为一名教授，华林拥有着稳定而且薪资不菲的工作。他的职业生涯虽然平稳但是乏味无奇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走下去。

时隔5年，“破五唯”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。但在部分教师反映压力比从前小了许多的同时，也有部分教师“吐槽”压力有增无减。

华林坦言，他之所以感觉比“破五唯”以前更忙碌，是因为如今要应对的考核似乎变得更“复杂”了。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周光礼看来，部分老师产生这种感觉，说明一些高校已经有效地建立了多元化评价体系。

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，打破从前的“五唯”评价，该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了5+X指标的做法，“五唯”之外的X指标一般难以量化，但只要通过学术委员会认定，同样可以被承认。一名教师即使没有论文、课题、奖项、帽子等“五唯”条件，如果他从事的技术推广工作卓有成效或有智库成果，依然能够获评教授。

常州大学实行了“低职高聘”的人事制度，不唯年资阅历、职称职务，只看业绩贡献，有教师从“副教授七级岗”竞聘至“教授二级岗”，以“讲师”身份竞聘到“教授三级岗”。

华林的日常就被大量量化指标所包围。论文高被引、期刊影响因子，纵向课题经费数量、数额，科研获奖数，精品课程数，教学名师数，教学工作时数，课程成绩分布，学生评教得分，学生就业率，学科竞赛获奖数，省培项目数量……“凡是大学的科学研究、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社会服务等所涉及的指标，几乎都要教师在各类评估中填写。”

“此外，‘破五唯’还需要警惕一种现象，即以‘破五唯’为名，对‘五唯’升级和‘变相加码’。”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姜华说。

“破五唯”进程中，头部高校形成了不看数量看质量的好做法。如复旦大学在国内最早推行代表作制度，清华大学率先出台了“博士生毕业不要求论文”的规定，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兰州大学宣布退出国际排行榜，带动高校“退榜潮”等。

然而，由头部高校层层传导下来的科研竞争压力，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国家级课题、顶刊论文和国家级科研奖项变得“僧多粥少”。

“凡是有关部门设立的各式奖项、评比，高校或教师都要想方设法申报，否则可能在某项重要的评估、竞争中落败。”樊秀娣说，由此进一步加剧了高校的过度竞争、集体“内卷”。

姜华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“从前‘双一流’高校毕业的博士愿意选择地方院校就业，但近年来，地方院校也要求博士从博士后做起，采取‘预聘-长聘制’，要求两三年内出成果，对学术产出要求的提高使得博士生的就业之路更加坎坷”。

周卓目前在某中部高校从教。该校侧重教学、实践，但省里评职称时，看重的依旧是科研。“评副教授要求拿到国家课题、在A刊上发文章，而社科类国家课题每年才几百个，‘双一流’高校与非‘双一流’高校一起竞争，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拿不到一个。”

南京审计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何金旗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尽管不少地方的职称评审权已下放至高校，但在高职院校、没有硕士点的本科院校，其职称评审权依然未下放到高校，且省里多以科研为导向。

“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、简单问题复杂化。评价一个人本就复杂，却采用了简单的量化指标；一所高校发展要抓关键，但现在又弄得极其复杂，涉及方方面面。”叶志明说。

近日，上海市印发《关于深化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。其中明确，高校应根据不同类型和岗级教师设定教学工作量，把担任班主任、辅导员，坐班答疑，参与教研活动，编写教材、教案等计入教学工作业绩……鼓励教师加强教学研究，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职称评价中的权重。

可是，如果把“为什么”简单理解为由行政主导的多元化评价，就很容易出现量化走偏的情况，甚至教学、育人也会被量化裹挟。

记者翻看了部分高校关于教学工作量的计算，如指导本科生学业要看指导了多少名学生；指导的学生学科竞赛要看是否是国家、省市级赛事，而行业协会、企业、学校组织的竞赛不算在内；导师指导了多少篇毕业论文、有多少课时量；有多少位教学名师、开设了多少门金课……甚至应届生考研录取率低于一定数值，都会被认定为教学效果不达标。

周卓曾参加了一场在他看来十分乏味的教学创新大赛，“感觉自己站在台上就像一个演员”。“所谓的‘创新’乏善可陈，比赛的套路在课堂教学上根本无法施展。”但就是这样的大赛，一届办完，立刻又启动了下一届，报名者争先恐后。只因为这样的大赛能为高校指标“装修”贡献数据，能在评职称中带来优势。

当下拿教材、教学成果奖简单地论教学高下，可信度也存疑。叶志明正在做一项数据分析，他发现各奖项中获奖的校领导比例高达百分之四五十，而一线教师的获奖比例仅为个位数。无领导职务、学术头衔的一线教师所申报的教学成果奖项目、教改项目，很多甚至连本校都冲不出去，更无法指望拿到省市级、国家级奖项。

“‘无法量化的最有价值’，大家对此心知肚明。然而，行政考核的一个特点是看不懂质量，只能数数量。”姜华说。

缺少合理的评价标准，教学难免沦为“凑工分”的行为。周卓所在的高校每年都有一两门课，留给教学量不足的教师“凑工分”使用，“各个专业的教师都来上，可想而知这门课的质量有多‘水’”。

然而实际上，“破五唯”下的分类评价尚未被所有高校接受。

李志民指出，一些高校没有合理分岗，只是简单分为教学岗位、科研岗位和教辅人员。尽管一些高校表面上实行分类评价，但在具体评价时又不加以区分。事实上，“不做”是因为“不敢”，高校需要教师们积极争取各类指标，因此默许了他们对自身定位不清的行为。

当然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不做分类评价的确会给教师增加“自由探索”的空间，反而有助于促成教师选择适合自己的“赛道”，但也不可避免地让教师在自身发展上失去重心。比如前述的“凑工分”行为，追求简单、好完成的指标，造成教师进取心不足，这些更容易发生在无分类评价的高校。

分类评价在一些高校立不起来，归根到底“高校设置的条件还是‘破五唯’标准，也再一次说明了‘破五唯’不是高校一家的事，而是需要政府、社会共同努力”。周光礼说。

他指出，多元化评价以分类为前提，政府对高校的评价也是以高校分类为前提。但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个普遍认可、用于评价的高校分类体系，基本上是以分层为主。“没有合理的分类，会给‘破五唯’带来巨大困难。”

比如，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试图建立“两类四种”高校分类体系，践行“政府定类、高校选型”评价。两大类即“双一流”高校和非“双一流”高校。后者又分为学术型、应用型、首评型3种类型，供高校自主选择。

“这种分类体系隐含价值判断，且都有分层的痕迹，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，使得多元多维评价促进多样化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。”周光礼说，“评价是一个治理的问题，多元多维意味着多主体要参与评价，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。”

在科研评价上，同行评议是关注成果实际水平和价值的公认形式。“一般而言，科研成果只有同行中的‘小同行’才能做到科学评价。”樊秀娣指出，如今不少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较多集中在高校行政部门。行政主导的评价特点往往是以量化数据来考量和决策。“未来还要深化‘放管服’改革，多放些评价权给基层，因为只有部门才知道谁是真正有贡献的人。”而不是一味追求数据。此外，还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对评价结果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编辑：驾考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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